譯／中村彥谷
每當和美國人第一次交談時，難免不了要先閒話家常一下，而每次的閒談之中，雖然我不敢保證每次都一樣，但十之八九我都會被問到以下這些問題。
（１）美國住起來感覺怎麼樣？－－－還蠻不錯的。
（２）將來計畫用英文寫小說嗎？－－－答案是ｎｏ，沒那個本事寫。
（３）你太太的工作是？
雖然主要被問到的問題是這三個，但如果聊天對象碰巧是女性的話，那麼不用懷疑，她們一定從（３）開始問起。這個問題雖然看起來最簡短有力，但也卻難做出最正確的回答。可能以社會對於職業的分類來講，我太太實在很難被歸類到任何分類之中。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總是單純地回答：「並沒有特別從事什麼工作啦，只是個單純的家庭主婦而已。」不過聽到這樣的回答，對方總是會露出些許僵硬的表情，似乎我給的根本不是她們理想中應該有的答案。了解這點之後，我開始把答案編織地更長一點。
「我太太的工作有點類似我的編輯兼秘書，負責把我寫好的文章讀過一遍，檢查有沒有錯誤，然後告訴我她的感想，作一些整理之類的。還有打電話（因為我是從來不打電話的），回覆信件等等。在美國當然也要作同樣的事，所以他也會按時去上英語課學點英文。」
對我來說這已經是最正確最合乎實際情況的答案了。要是在日本，百分之九十的人聽到這種答案，一定會充分地理解：「喔，原來是這樣子啊」然後不再追問。但是到了美國，大多數人好像對於這麼簡單明瞭的答案也沒辦法接受，露出一幅「不只這樣吧，一定還做點別的什麼吧？」並且還等待我繼續講下去的表情。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她們心裡想的是「除了當老公的助手之外，老婆自己也有別的工作吧？」（會有這種反應的都是女性，當然我也必須用「她們」之類的女性代名詞來回答）於是我只好進一步說明：「如果我太太不幫我做這些事的話，我就沒辦法全心全意地寫小說啊，所以其實我真的非常地感謝她。況且有時候我們也會兩個人共同作一樣的雜務啊。」不過，她們還是露出「雖然你這麼說，到最後書的封面還不是只印你一個人的名字嗎？」的質疑表情。不過，這的確是事實，所以就算我想要辯解也沒辦法。
被逼到這種地步了，我抽出原本插在口袋裡的手，開始更進一步說明：「其實我太太也有在玩攝影啦。」我們住歐洲的那段時間，我忙著寫旅行記，我太太就負責在一旁用相機紀錄。後來有人欣賞她的照片，於是她也出過一本小小的攝影集。我把這件事都拿出來講了。不過事實的真相是我太太總是說：「相機和鏡片又重體積又大，每次都要煩惱底片的感度啦光圈啦有的沒的，有夠煩人的啦。所以我暫時都不想再碰攝影了，也不想管這些囉哩叭唆的事情，我只要悠閒地旅行就好。」當然，這些事我都沒有跟她們說。
於是，一直到我開始提攝影的事，她們才露出終於理解的表情，好像這樣子的答案才能夠讓她們心安一樣。「啊，原來如此，真不錯啊，希望你們可以一直這樣合作。」然後才開始露出微笑。原來在美國要自我介紹還真不是件簡單的事啊。問問題的人心中總是存在著一定範圍之內的標準答案，如果你的答案沒有確實地在那個範圍之內降落，就不會有人能理解你。相反地，倘若一開始就給個完全符合標準公式之內的答案，人們就會對你另眼相看。同樣的事情經歷好幾次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標榜著自由的美國也同樣存在著這一類過度僵硬的應酬用語。該怎麼說呢，這種情況有點像是非得要把腳套進硬梆梆的皮鞋裡頭一樣。這一點，歐洲就顯得比較老成，具備了處處可通融的柔軟性。我想美國東岸的知識階級社會好像也最看得出這種傾向吧。
如果今天我一開始就回答：「我太太自從來美國之後就對於遊民問題很感興趣，每天都去遊民中心做義工、替他們盛飯菜。每個禮拜有兩天會去上希伯來語課，將來有機會打算將希伯來文學介紹給日本。」那麼我想大家一下子就能理解了吧，然後回答：「真是了不起啊，你有這麼棒的太太應該感到很榮幸才對呀。」（當然啦，對於能夠幫助遊民、學習希伯來文學，這種事我是完全沒有任何意見啦，甚至應該感到光榮才對．．．不過我只是舉個例。）
從美國女性的立場來看，她們認為我應該趕快去雇個秘書，然後把所有工作上的雜務都交給秘書去處理，而我的太太應該好好地按照自己的生涯規劃找份工作，或著做點什麼自發性的義工才對。唯有這樣女性們才能從丈夫的影子中解脫，開始得到精神上的自立。
如果這麼說算是真理，那麼也應該可以算是某種真理吧。她們認為女人可以因為這樣而得到幸福，依照她們所講的方式自力更生，這一點我當然沒有意見。不過看事情的方法本來就不只一種，世界上所有女性也不一定都要用同一種生活方式活下去吧。尤其像我這種始終抱著「一樣米飼百樣人」的態度過日子的人，被這麼籠統地generalize之後，不禁也開始抱著「真的是這樣嗎？」的態度地懷疑起來。倘若我太太今天跟我說：「我現在想要開始認真地學攝影（或是想要研究遊民的問題，或者想趕快把希伯來語學好等等），從今以後我不能再作你的助理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我不是生下來服侍你的，以後你自己弄你自己一個人的事。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如果她這麼說我當然不會反對。雖然結局可能是我必須親自處理所有日常雜務，不但麻煩而且又耗掉很多時間，然後沒有人可以校正我的文章這點我也很困擾，但總之我還是會一個人想辦法做下去。不過目前為止我太太還沒有對我說過以上這些話，所以我們也就按照原來的工作分配默默地生活下去。如果有人說我們這樣子夫唱婦隨的生活是錯誤的話，那的確是個錯誤。我不是想要在這裡反擊什麼，不過我倒想問問你們：誰的人生沒有錯誤？你自己的人生有沒有錯誤，誰有資格去評論嗎？
我和我太太在大學時代就認識，然後在彼此都還是學生的時候就結了婚。大學畢業之後我們到處借錢，開了一家讓客人聽爵士樂的小店舖。那時候是七Ｏ年代早期，到處還洋溢著那種「當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種墮落」的反抗意識，或者說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氛圍。而我們對於彼此也都抱著男女／夫婦平等的信念，認為兩個人都要有相等程度的勞動。所以我大學畢業後就沒有去公司上班，兩人想辦法籌了一筆錢開店。現在想起來我們當初可以說是過著算是相當前衛的生活。
這家店一共維持了七年，在這七年當中我們兩人的工作可以說平均分配到一種完美的地步。通常我們都是在同樣的時間工作，做一模一樣的勞動，家事也平均分攤，當然薪水也是一人一半。不過那段時間我開始寫小說，難免想要心無旁騖地當個專職小說家，於是就把店收了。原本的計畫是好好地寫個幾年，如果生活過不去的話就繼續開店。幸好書賣得還不錯，我也順利地成為專職作家。現在回想起來，在關店的那段日子我當小說家的收入還比不上店裡的收入呢。經過了十二年之後，我終於可以用我的基本收入（原稿酬勞＋版稅）過日子了。跟我還在開店的那段日子比起來簡直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剛開始的時候，我太太總是會發牢騷：「我們這樣只靠你的收入能吃得飽嗎？」之類的。我自己想想也覺得她說的並沒錯。有時候我也會換過來思考，如果今天我和我太太的角色互相對調，情形又會是如何？如果她變成專職作家，我們就用她的收入來生活（也就是說我根本沒有必要找工作）而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想出去外面工作的意願，每天待在家裡弄一些雜務，研讀並且校正她的原稿，以這種類似秘書的工作活下去不知道會怎樣呢？這種假設用英文來說就是「穿別人的鞋子」（Put your foot in someone's shoe）。
如此轉換立場地假設之後，我發現我應該會變成一面當我太太的助手，一面努力地做些自己想做的事的那種人吧。也許會從事些翻譯之類的興趣也說不定，別人能不能欣賞那倒是其次。也許偶爾有人故意講些挖苦想要刺激我的話，比如：「你有個這麼能幹會賺錢的太太，心裡應該還舒服吧？」反正基本上我就按照我的生活態度悠閒地過日子就好。但以上這些全部都是假設，我自己也不能打包票到時候是不真的會變成這樣子。但總之我的個性大概就是這樣。
不過仔細想想，如果我太太真的變成一個成功的小說家，而我一方面在她身旁負責作秘書與編輯的工作，一方面又像約翰藍儂一樣在家裡作家事帶小孩的話，美國的女性們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給我相當高的評價吧。不過真實情況剛好和上面完全相反，所以她們給我的評價都不是很高。男生女生只不過立場互換了一下而已，怎麼換來的評價卻差這麼多。
來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最讓我感觸的一點就是女性主義議題在此地受到強烈的關切。應該說用女性主義角度去看事情已經變成一種生活習慣了。比如用 ANYONE 開頭的句子一不小心中間卻變成用 HE，一定會被罵。這的確是我的疏忽，後來我都小心翼翼。不過如果船隻或國家用 SHE 來當代名詞又會怎麼樣呢？「這些東西以後大概會慢慢變成用 IT 代替吧。」 大家都給我這樣的答覆。就好像SPORTMAN 改叫做 SPORTPERSON；CHAIRMAN 改叫做 CHAIRPERSON，雖然這些已經變成常識了。不過這其中有個康乃迪克州姓 GOODMAN的婦女申請改名叫做 GOODPERSON 的，也沒聽說有人覺得這麼做太過極端的。要不要改名都是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別人能表示什麼意見嗎？
在大學的文學研究領域裡頭，女性主義的氣勢也是很強的。很多大學裡頭「女性作家研究」、「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類的課程總是人氣很望（不論男生女生）。因為我一直有在翻譯英文小說，演講的時候總是會舉一些我翻譯過的作家名字（RAYMOND CARVER,TIM O'BRIEN, SCOTT FITZERGERALD, JOHN IRVING ）而在場總是會有女性聽眾舉手「你舉的例子都是男性作家，請問那是刻意選擇的嗎？為什麼你從來就不想翻譯女性作家的作品呢？」這樣的問題總是會出現。被問了這樣的問題之後，我總覺得自己生為人的價值都沒了。
（譯者註：這篇……根本還沒翻完嘛！）
每當和美國人第一次交談時，難免不了要先閒話家常一下，而每次的閒談之中，雖然我不敢保證每次都一樣，但十之八九我都會被問到以下這些問題。
（１）美國住起來感覺怎麼樣？－－－還蠻不錯的。
（２）將來計畫用英文寫小說嗎？－－－答案是ｎｏ，沒那個本事寫。
（３）你太太的工作是？
雖然主要被問到的問題是這三個，但如果聊天對象碰巧是女性的話，那麼不用懷疑，她們一定從（３）開始問起。這個問題雖然看起來最簡短有力，但也卻難做出最正確的回答。可能以社會對於職業的分類來講，我太太實在很難被歸類到任何分類之中。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總是單純地回答：「並沒有特別從事什麼工作啦，只是個單純的家庭主婦而已。」不過聽到這樣的回答，對方總是會露出些許僵硬的表情，似乎我給的根本不是她們理想中應該有的答案。了解這點之後，我開始把答案編織地更長一點。
「我太太的工作有點類似我的編輯兼秘書，負責把我寫好的文章讀過一遍，檢查有沒有錯誤，然後告訴我她的感想，作一些整理之類的。還有打電話（因為我是從來不打電話的），回覆信件等等。在美國當然也要作同樣的事，所以他也會按時去上英語課學點英文。」
對我來說這已經是最正確最合乎實際情況的答案了。要是在日本，百分之九十的人聽到這種答案，一定會充分地理解：「喔，原來是這樣子啊」然後不再追問。但是到了美國，大多數人好像對於這麼簡單明瞭的答案也沒辦法接受，露出一幅「不只這樣吧，一定還做點別的什麼吧？」並且還等待我繼續講下去的表情。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她們心裡想的是「除了當老公的助手之外，老婆自己也有別的工作吧？」（會有這種反應的都是女性，當然我也必須用「她們」之類的女性代名詞來回答）於是我只好進一步說明：「如果我太太不幫我做這些事的話，我就沒辦法全心全意地寫小說啊，所以其實我真的非常地感謝她。況且有時候我們也會兩個人共同作一樣的雜務啊。」不過，她們還是露出「雖然你這麼說，到最後書的封面還不是只印你一個人的名字嗎？」的質疑表情。不過，這的確是事實，所以就算我想要辯解也沒辦法。
被逼到這種地步了，我抽出原本插在口袋裡的手，開始更進一步說明：「其實我太太也有在玩攝影啦。」我們住歐洲的那段時間，我忙著寫旅行記，我太太就負責在一旁用相機紀錄。後來有人欣賞她的照片，於是她也出過一本小小的攝影集。我把這件事都拿出來講了。不過事實的真相是我太太總是說：「相機和鏡片又重體積又大，每次都要煩惱底片的感度啦光圈啦有的沒的，有夠煩人的啦。所以我暫時都不想再碰攝影了，也不想管這些囉哩叭唆的事情，我只要悠閒地旅行就好。」當然，這些事我都沒有跟她們說。
於是，一直到我開始提攝影的事，她們才露出終於理解的表情，好像這樣子的答案才能夠讓她們心安一樣。「啊，原來如此，真不錯啊，希望你們可以一直這樣合作。」然後才開始露出微笑。原來在美國要自我介紹還真不是件簡單的事啊。問問題的人心中總是存在著一定範圍之內的標準答案，如果你的答案沒有確實地在那個範圍之內降落，就不會有人能理解你。相反地，倘若一開始就給個完全符合標準公式之內的答案，人們就會對你另眼相看。同樣的事情經歷好幾次之後，我才發現原來標榜著自由的美國也同樣存在著這一類過度僵硬的應酬用語。該怎麼說呢，這種情況有點像是非得要把腳套進硬梆梆的皮鞋裡頭一樣。這一點，歐洲就顯得比較老成，具備了處處可通融的柔軟性。我想美國東岸的知識階級社會好像也最看得出這種傾向吧。
如果今天我一開始就回答：「我太太自從來美國之後就對於遊民問題很感興趣，每天都去遊民中心做義工、替他們盛飯菜。每個禮拜有兩天會去上希伯來語課，將來有機會打算將希伯來文學介紹給日本。」那麼我想大家一下子就能理解了吧，然後回答：「真是了不起啊，你有這麼棒的太太應該感到很榮幸才對呀。」（當然啦，對於能夠幫助遊民、學習希伯來文學，這種事我是完全沒有任何意見啦，甚至應該感到光榮才對．．．不過我只是舉個例。）
從美國女性的立場來看，她們認為我應該趕快去雇個秘書，然後把所有工作上的雜務都交給秘書去處理，而我的太太應該好好地按照自己的生涯規劃找份工作，或著做點什麼自發性的義工才對。唯有這樣女性們才能從丈夫的影子中解脫，開始得到精神上的自立。
如果這麼說算是真理，那麼也應該可以算是某種真理吧。她們認為女人可以因為這樣而得到幸福，依照她們所講的方式自力更生，這一點我當然沒有意見。不過看事情的方法本來就不只一種，世界上所有女性也不一定都要用同一種生活方式活下去吧。尤其像我這種始終抱著「一樣米飼百樣人」的態度過日子的人，被這麼籠統地generalize之後，不禁也開始抱著「真的是這樣嗎？」的態度地懷疑起來。倘若我太太今天跟我說：「我現在想要開始認真地學攝影（或是想要研究遊民的問題，或者想趕快把希伯來語學好等等），從今以後我不能再作你的助理了。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我不是生下來服侍你的，以後你自己弄你自己一個人的事。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如果她這麼說我當然不會反對。雖然結局可能是我必須親自處理所有日常雜務，不但麻煩而且又耗掉很多時間，然後沒有人可以校正我的文章這點我也很困擾，但總之我還是會一個人想辦法做下去。不過目前為止我太太還沒有對我說過以上這些話，所以我們也就按照原來的工作分配默默地生活下去。如果有人說我們這樣子夫唱婦隨的生活是錯誤的話，那的確是個錯誤。我不是想要在這裡反擊什麼，不過我倒想問問你們：誰的人生沒有錯誤？你自己的人生有沒有錯誤，誰有資格去評論嗎？
我和我太太在大學時代就認識，然後在彼此都還是學生的時候就結了婚。大學畢業之後我們到處借錢，開了一家讓客人聽爵士樂的小店舖。那時候是七Ｏ年代早期，到處還洋溢著那種「當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種墮落」的反抗意識，或者說是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氛圍。而我們對於彼此也都抱著男女／夫婦平等的信念，認為兩個人都要有相等程度的勞動。所以我大學畢業後就沒有去公司上班，兩人想辦法籌了一筆錢開店。現在想起來我們當初可以說是過著算是相當前衛的生活。
這家店一共維持了七年，在這七年當中我們兩人的工作可以說平均分配到一種完美的地步。通常我們都是在同樣的時間工作，做一模一樣的勞動，家事也平均分攤，當然薪水也是一人一半。不過那段時間我開始寫小說，難免想要心無旁騖地當個專職小說家，於是就把店收了。原本的計畫是好好地寫個幾年，如果生活過不去的話就繼續開店。幸好書賣得還不錯，我也順利地成為專職作家。現在回想起來，在關店的那段日子我當小說家的收入還比不上店裡的收入呢。經過了十二年之後，我終於可以用我的基本收入（原稿酬勞＋版稅）過日子了。跟我還在開店的那段日子比起來簡直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剛開始的時候，我太太總是會發牢騷：「我們這樣只靠你的收入能吃得飽嗎？」之類的。我自己想想也覺得她說的並沒錯。有時候我也會換過來思考，如果今天我和我太太的角色互相對調，情形又會是如何？如果她變成專職作家，我們就用她的收入來生活（也就是說我根本沒有必要找工作）而我自己也沒有特別想出去外面工作的意願，每天待在家裡弄一些雜務，研讀並且校正她的原稿，以這種類似秘書的工作活下去不知道會怎樣呢？這種假設用英文來說就是「穿別人的鞋子」（Put your foot in someone's shoe）。
如此轉換立場地假設之後，我發現我應該會變成一面當我太太的助手，一面努力地做些自己想做的事的那種人吧。也許會從事些翻譯之類的興趣也說不定，別人能不能欣賞那倒是其次。也許偶爾有人故意講些挖苦想要刺激我的話，比如：「你有個這麼能幹會賺錢的太太，心裡應該還舒服吧？」反正基本上我就按照我的生活態度悠閒地過日子就好。但以上這些全部都是假設，我自己也不能打包票到時候是不真的會變成這樣子。但總之我的個性大概就是這樣。
不過仔細想想，如果我太太真的變成一個成功的小說家，而我一方面在她身旁負責作秘書與編輯的工作，一方面又像約翰藍儂一樣在家裡作家事帶小孩的話，美國的女性們知道這件事一定會給我相當高的評價吧。不過真實情況剛好和上面完全相反，所以她們給我的評價都不是很高。男生女生只不過立場互換了一下而已，怎麼換來的評價卻差這麼多。
來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最讓我感觸的一點就是女性主義議題在此地受到強烈的關切。應該說用女性主義角度去看事情已經變成一種生活習慣了。比如用 ANYONE 開頭的句子一不小心中間卻變成用 HE，一定會被罵。這的確是我的疏忽，後來我都小心翼翼。不過如果船隻或國家用 SHE 來當代名詞又會怎麼樣呢？「這些東西以後大概會慢慢變成用 IT 代替吧。」 大家都給我這樣的答覆。就好像SPORTMAN 改叫做 SPORTPERSON；CHAIRMAN 改叫做 CHAIRPERSON，雖然這些已經變成常識了。不過這其中有個康乃迪克州姓 GOODMAN的婦女申請改名叫做 GOODPERSON 的，也沒聽說有人覺得這麼做太過極端的。要不要改名都是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別人能表示什麼意見嗎？
在大學的文學研究領域裡頭，女性主義的氣勢也是很強的。很多大學裡頭「女性作家研究」、「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類的課程總是人氣很望（不論男生女生）。因為我一直有在翻譯英文小說，演講的時候總是會舉一些我翻譯過的作家名字（RAYMOND CARVER,TIM O'BRIEN, SCOTT FITZERGERALD, JOHN IRVING ）而在場總是會有女性聽眾舉手「你舉的例子都是男性作家，請問那是刻意選擇的嗎？為什麼你從來就不想翻譯女性作家的作品呢？」這樣的問題總是會出現。被問了這樣的問題之後，我總覺得自己生為人的價值都沒了。
（譯者註：這篇……根本還沒翻完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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